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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生涯给郑游留下深刻体验:“几乎所有正式员工都是我的上级,他们随意叫你做事情。”这让他体会到,职场里的不平等普遍存在,就像上级与下属、普通员工与外包、嫡系与非嫡系、老员工与新员工…但他心里知道:人与人本质上没有不平等,那些不平等是外界构造的。他会告诉自己,我跟他们是一样的人。【但在另外的维度上,他承认外在不平等存在的合理性。 后来,郑游习得一个技巧,利用这种不平等带来的信息差,更好地推进工作。成为PM时,他会成为直接与老板沟通的人,信息差会帮助他厘清关系。来自老板的话,他选择性地告诉合作者。当一个同事被老板指派为咨询对象时,郑游只在必要时找他;当一个同事被指派为执行者时,他更多地向这位同事强调项目目标和任务细节。】
——张小满《大厂小民》
“在一个体系里,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都会有非议,系统里没有完美的人。无论这个项目做没做成,都会有来自不同维度的评价。”他认为,这让所有人陷入了“过度评价”陷阱,让人与人的关系扭曲。管理与考核的本质是为了让员工保持激活的状态,处在危机感之中。而一个普通人,如果总被机制牵引,就会变成机制的一部分,被吸附。把困难交给自己远比把困难交给别人好。 许冲自认为是一个相对温和开放的人。上级老板评价他“思维很活跃,思考很深入,但管理偏弱”。这时,他不得不去做一些管理动作,push下属。
——张小满《大厂小民》
和栾树告别时,他从木质书架上找出一本书送给我,他也常把这本书送给那些来做正念练习的职场人。书的封面上有一行醒目的大字,“世界精英这样放松大脑”。翻开一页,上面写道:“【大脑的所有疲劳和压力都来自过去和未来:对过去的事情心有不甘,对未来的事情充满不安。一旦把沉迷于过去和未来当作理所当然,人类就会忘记如何将意识集中在当下。”】
——张小满《大厂小民》
久坐会让人身材变形。能够保持好身材的同事,都极度自律,少吃,牺牲午休时间去健身房锻炼。无论男女,【好身材在大厂会有一点象征意义。一个人拥有健身习惯,潜台词是这个人可以把自己安排妥当,是有自制力和多线作战能力的表现。】久坐也会导致便秘,健胃消食片和山楂片是日常必备。
——张小满《大厂小民》
规则—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两个字在职场上的分量。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身边的人更重视品质和道德,比如做人要谦卑、诚实,不要出风头,】要把家里的好东西拿出来待客,要听话。很少有人跟我讲规则侧的重要性,以及其中包含的利益与交换。我往往在感受到伤害时,才意识到规则早就设定好,才意识到应该【主动利用规则,】表达诉求,争取利益。
——张小满《大厂小民》
我当时所处的传统媒体正在被互联网颠覆。互联网大厂以明星般的姿态出现在各路媒体上,形成过度曝光。来自太平洋的季风带来充沛的雨水。大厂的产品在“双创”年头里逐渐渗透进支付、出行、娱乐,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为二维码方便一切的时代欢呼。“产品改变世界”成为互联网行业深切认同的理念。大厂成为一条专门“线口”,有记者去采写关于它们的新闻。“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成为热词,传统行业带上这两个词,就是进步象征,是可以被报道的对象。扁平的组织结构、高效的管理制度、自觉随性的企业文化也成为各行业头部公司竞相模仿、学习的对象和榜样。
——张小满《大厂小民》
她说自己在工业城市长大,上高中时,钢铁厂转型,父母的很多亲戚朋友都在下岗潮中另谋生路。在少女时代,她就认识到一个社会真相:没有一个组织可以真正为一个人兜底。
——张小满《大厂小民》
政治哲学学者刘擎在《奇葩说》的一期节目中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取用关系,餐馆、服务、电商平台。人不是取用关系,哈贝马斯把这分成两种,一个叫系统,一个叫生活世界,友谊、感情、爱情、伦理生活……现在是系统殖民了生活世界,这个需要我们警惕。”这段话能解释,我在被当作工具时,为什么会感受到暴力和冷酷。在公司,尤其是大公司,同事之间大部分时候实质上就是取用关系。我们的绝大部分时间浸润在工作场所里,久了,利益让我们变成面目相似的人。人人学会利用系统规则,把他人当作更好的工具使用。更会取用别人的人是老板用起来更顺手的工具,系统里更高级的工具会生存得更久。
——张小满《大厂小民》
身边的同事几乎都毕业于名牌大学,有留学经历或有在知名机构工作的经验。但在更广泛的语境中,我们都不认为自己属于精英。我们以自我贬低的方式自称为“打工人”“吗喽”“干饭人”“牛马”,自嘲“头发都在键盘里”。这种调侃,有点像用脱口秀的形式嘲讽自己,是一种心理调节。自嘲背后,是一种正在忍受的痛苦,一种无法被准确言说和表达的痛苦,而这痛苦往往一经比较,便会显得矫情。因此大家只是调侃它。
——张小满《大厂小民》
那是纪录片《克拉克森的农场》里,Kaleb 不经意的一句话:“Farming is a style of life.” 我从未听到身边任何在企业里打工的人说,上班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我们往往说的是,打工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一切都在未来,而不是当下。我意识到,在很多时刻,工作意义感的缺失正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欣赏我的工作,像父亲曾经那样。我只是在完成或者应付,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做完了,它便与我的生命无关。而那些让我感到有价值的,正是我可以事后仔细回味、慢慢欣赏的事。
——张小满《大厂小民》
鲍曼说过:“在一个擅长分类且喜欢分类的社会里,工作类型是一种关键的,决定性的分类,是所有其他社会生活的锚点……职业生涯标记了人生的旅程,是回溯人生成败最重要的记录,是自信与彷徨、自满与自责、骄傲与耻辱的重要源头。”
——张小满《大厂小民》
在职场上,很少有人会仔细了解同事过往的经历。即使问了,得到的也都是些概括性答案。我和江小渔一起工作时,很少有机会深聊。我一进入大厂,就把他当作成熟的员工,而忘了他也是从初学到成熟,也经历了适应的过程。他并不是自然地成为我认识他时的样子。
——张小满《大厂小民》
我在工作中投入了情感,经常在心里问:这件事的价值在哪里?我无力摆脱被安排的工作。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没有可以向老板汇报的新成果。其他人已经在寻找机会。不止一个同事提醒我,要尽快找到自己的项目。江小渔也提醒我,要花一点时间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张小满《大厂小民》
大厂里的新产品与新方向总是如潮水般,来得快,去得也快。大环境不断变化,领导者很难准确预见未来。不断调整业务方向和重点,才有可能把握住新的市场机会。大厂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保证了无论哪一部分变化,都不会让整个网破裂。像我这样的普通员工只能跟随潮水的方向,在缝隙中求生存。
——张小满《大厂小民》
当时,还不是很流行“上岸”的说法,但我找到大厂的工作、结束自由职业状态后,身边亲近的人似乎都松了一口气。我也松了一口气,像是获得了某种确定感,像是找到了“岸”。
——张小满《大厂小民》
在我们的社会中,情感似乎被排挤到非常边缘的位置,每个成年人都在追求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大人。我们的工作组织方式更倾向于要求一个人有控制力、面对压力冷静、讲逻辑、坚强、果断,而基本不会提及一个职场人需要有同理心、体贴、直觉,仿佛它们是脆弱的象征。
——张小满《大厂小民》
“痛经是一种肉体或心理失序。每个月的流血标记着重要的事件,为我们的生活打节拍且有一定的规律……文化刻板印象与个人经验,都刻意将月经与情绪化相联结。”
——张小满《大厂小民》
她说:“惩罚只是一种权力视角。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逼到了角落,灵魂被剥削得太厉害,稍微有一点缝隙就要爆炸,让被剥削的自我反弹出来。蜷缩着,一个人待着,是一种补偿心理,需要获得对自己的掌控,一种自我完整和安全感。”
——张小满《大厂小民》
许冲时常也会有一丝悲哀:“在大部分社会里,衡量精英的标准偏向于精英所掌握的话语空间、影响力,而不仅仅是财富。当下,体制内的绝对权力和体制外的财富成为时髦追求,而不是文化涵养、智识和思想。我们接受不了‘滑落’,好像走错一步,人生就毁了。我每隔几个月就会经历一次低潮,陷入内省,越内省越怕,越内省越空虚。”
——张小满《大厂小民》
几天后,我所在的岗位公开招人,招聘要求里有几个词语,我看了一眼便无法忘记:聪明、灵活、韧劲好、逻辑思维强、推导缜密、对人有兴趣。它们像一股云团一样撞向我。我先感受到的是强烈的否定,因为看起来每一个词语都像我的反面。随之而来的是奇异的理性,什么样的人能真正集这些特点于一身,而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螺丝钉?每个词语都是主观用词,无法佐证。在一个场景下,它们可以是褒义词,在另一个场景下,也可以是贬义词。
——张小满《大厂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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