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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波简介：
戴波（@唐不闻） 1980年出生，南京大学毕业，现居江苏宜兴。 长期从事先秦学术史和秦汉史研究，已出版《帝国的阴阳两面》《认识一个古人再入睡》等作品。 戴波，1980年生，200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现居江苏宜兴，从事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微博名唐不闻，现有关注者213万。曾在报刊媒体开设连载专栏，出版有《帝国的兴起》《唐译<子不语>》《...
共62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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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来说，无论评价者站在什么立场，对汉武帝一朝的高举经学旗帜、民族精神高涨基本都持肯定意见，而对其奢侈无度、不恤百姓一面则基本深恶痛绝。唯独对其毕一生而追求的“武功”，历来褒贬最是不一。赞扬者认为攻伐四夷是一件扬国威、促统一的盛事，为了长远国家安全，哪怕短期内付出极大牺牲也未尝不可；反对者则认为有些仗完全可以不打，或至少应有节制地打，正是因为攻伐过于无度，才导致财力、民力空前衰竭以及各种民间乱象频发。总之，代价有些大。 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历朝帝王们对这位前辈皇帝的看法。汉武帝的“武功”几乎成了一种风向标，当帝王们自己也从攻伐中获利或正欲兴边事，则大赞刘彻拓土之功；当帝王们自己想要偃武息戈，则大批刘彻穷兵黩武。 以上这些提醒我们，历史评价总是无法做到完全客观的，它与时代、立场、身份和需要紧密相关。 拿汉朝和匈奴那场漠北大决战来说，二十一岁的霍去病征战两千余里，封狼居胥而还；李广迷路失期，愤而自尽；汉军诛杀和俘虏匈奴八九万人，自己也损失数万；十四万匹马出塞，归来不满三万。此战之后，单于远遁，大漠南方不见匈奴踪影。仅这一小段史料，每个人的观感也是不一样的。喜欢英雄叙事的，看到了青年英豪；悲情主义的，看到了落拓老将；悲悯苍生的，看到了蝼蚁白骨；大国情怀的，看到了煌煌盛世。 作为本书作者和一名历史研究者，如果定要用一句话评价汉武帝刘彻：他是一个绝对有作为的帝王，但假如活在他的时代，我希望他能够少点作为。
——戴波《有为》
是的，帝王陵色便是如此。它由和着直泪心酸的政洽移民开始，以流淌的人间欲望为相，又以落寞的荒烟蔓草为终。刘彻的茂陵邑，数次动辄迁徒成千上万户人家前往居住，在西汉末一度达到六万多户，近二十八万人口，然而最迟在西晋时期便已废弃。白云苍狗，世事无常，盛世会崩塌，权势会倒台，财富会散尽，唯有慢悠悠的时光，始终在日出日落之间不住地往前奔涌。
——戴波《有为》
任何时候，纵容举报都是一种懒政，也是一种极其罪恶的制度。
——戴波《有为》
从本质上来说，刘彻是公认“多欲”的性格。多欲者，往往好面子，讲究气势和排场，喜欢奢靡夸张的风格。这种性格体现在政治上，往往好大喜功；体现在生活上，往往纵情声色；体现在文学上，往往喜欢追求华丽繁复。
——戴波《有为》
当耕种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卖掉土地成为佃农，或者干脆成为富户的家奴，就不用再承担以上各种赋税和力役，这对于生计本来就艰难的贫户来说，何乐而不为呢？这是土地被不断兼并的一大原因。过去人们一度觉得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是富人地主贪得无厌的逐利性，是他们迫使农民愈发贫困。这种现象当然有，但认为是根本原因，就把因果关系颠倒了，是农民先在天灾和政策的双重压迫下不可避免地走向贫困，才拿出土地和富人交易，换取一定的生活保障。在古代，贫者的有限选择，不过是在官府和豪族之间，挑选相对程度更轻的剥削而已。此话虽然难听，却是不争事实。 而站在官方的角度，富者对贫者的收容是一把双刃剑。从好的一面来看，允许贫者依附到富户庄园，避免了他们由于衣食无着而直接流向山野之间，变成流民或草寇，成为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富者在中间起到了缓和矛盾的作用。而从不利的一面来看，假如一个富人家族在地方上拥有堪比封君的财富，又收容成千上万的私人家丁奴仆，这个家族很容易自己就变成影响社会治理的不稳定因素，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地方豪强”。
——戴波《有为》
无论哪一种和亲目的，其本质都不变，能够打动对方的，只有物质好处和政治利益。尽管解忧公主在乌孙，以及更往后的王昭君在匈奴，表面上似乎起到了一些推动合作的积极作用，但背后真正决定两国关系的，仍然是实力格局，而非情感羁绊。女性在和亲政治里，表现得积极或消极，改变不了她们被动卷入的悲剧身份。纳贡也好，结盟也好，她们都是被道貌岸然操纵的幌子，是政治游戏的无辜牺牲品。
——戴波《有为》
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更像把汉武帝作为一个工具人，来表达自已的喜恶。特别是他所认为刘彻做对的那些关键点，严格来说都不算客观。汉武帝的“尊先王”，只不过是借古圣一个名头，他所行之道并非司马光心目中的王道，而是后来汉宣帝所称的“霸王道杂之”。其中绝大多数制度，更是武帝一朝所独创，而非先圣遗制。汉武帝用人也称不上“用贤”，称以“用能”可能更为贴切。司马光所举这些特征，只能算是他所希望宋神宗拥有的秉性。特别是汉武帝有那么多创制，司马光作为一流史家，岂能不知？为何他要掩盖这一点，反而独赞其“尊先王”，这与宋朝崇尚“祖宗家法”，而宋神宗新即位后颇有积极变法作为之心不无关系。司马光希望借评价刘彻，来引导新天子多遵循先王之道，而莫轻举改革。倒不是改革不好，而是此等难事需要有大魄力之主从长计议方可缓步推进，轻举其事，只会引起天下骚动。
——戴波《有为》
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历朝帝王们对这位前辈皇帝的看法。汉武帝的“武功”几乎成了一种风向标，当帝王们自己也从攻伐中获利或正欲兴边事，则大赞刘彻拓土之功；当帝王们自己想要偃武息戈，则大批刘彻穷兵黩武。 以上这些提醒我们，历史评价总是无法做到完全客观的，它与时代、立场、身份和需要紧密相关。 拿汉朝和匈奴那场漠北大决战来说，二十一岁的霍去病征战两千余里，封狼居胥而还；李广迷路失期，愤而自尽；汉军诛杀和俘虏匈奴八九万人，自己也损失数万；十四万匹马出塞，归来不满三万。此战之后，单于远遁，大漠南方不见匈奴踪影。仅这一小段史料，每个人的观感也是不一样的。喜欢英雄叙事的，看到了青年英豪；悲情主义的，看到了落拓老将；悲悯苍生的，看到了蝼蚁白骨；大国情怀的，看到了煌煌盛世。 作为本书作者和一名历史研究者，如果定要用一句话评价汉武帝刘彻：他是一个绝对有作为的帝王，但假如活在他的时代，我希望他能够少点作为。
——戴波《有为》
申公被接到长安。看着这位名闻天下的大儒，刘彻兴奋地请教他治国要术，心想读了这么多书的一位老宗师，总该说出些振聋发聩的治世良言吧。然而，千里迢迢被召唤而来的申公却给出了一句看上去极其敷衍的回答：“想要天下大治，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做什么。” 这句话无论让谁来看，怎么看，大约都会有一种大跌眼镜的感觉。它实在太像一句废话了。这么朴素的道理，是个人都懂，还需要兴师动众从鲁国专门请一个大儒来为天子讲解吗？所以《史记·儒林列传》紧接着用一段口吻十分风趣的文字写道： 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史记·儒林列传》） 从本质上来说，刘彻是公认“多欲”的性格。多欲者，往往好面子，讲究气势和排场，喜欢奢靡夸张的风格。这种性格体现在政治上，往往好大喜功；体现在生活上，往往纵情声色；体现在文学上，往往喜欢追求华丽繁复。所谓“天子方好文词”，是说十七岁的刘彻内心预设的，一定是申公洋洋洒洒，作好了一篇漂亮文章，来为天子阐述一生所学精华。可想而知他听到申公最终的“废话”之后，内心有多失望，故此《史记》称其“默然”。用今天的话来说，约等于“无语了”。“然已招致”这四个字也充满了刘彻对申公的嫌弃，约等于今天所说的“来都来了”。反正都已经请来了，不妨让申公发挥余热，试上一试，带领他的弟子赵绾、王臧一起研究立明堂、改服色这一套复古的礼制吧。或许真的如他所讲，说得不一定多么漂亮，却能干出一些成果来。
——戴波《有为》
高祖刘邦的长陵邑、惠帝的安陵邑、景帝的阳陵邑、武帝刘彻的茂陵邑、刘彻之子昭帝的平陵邑合称“五陵”。 后世提及“五陵”，往往用来形容出身富贵，生活奢靡。比如李白的《白马篇》有“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白居易的《琵琶行》有“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都是写富贵之态。唐伯虎也有一句“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大意是说，你看那些贵族世家，在朝代更替里纷纷落魄调零了，如今连墓地也被推平为耕地，没有后人去祭祀悼念。 是的，帝王陵邑便是如此，它由和着血泪心酸的政治移民开始，以流淌的人间欲望为相，又以落寞的荒烟蔓草为终。刘彻的茂陵邑，数次动辄迁徙成千上万户人家前往居住，在西汉末一度达到六万多户，近二十八万人口，然而最迟在西晋时期便已废弃。白云苍狗，世事无常，盛世会崩塌，权势会倒台，财富会散尽，唯有慢悠悠的时光，始终在日出日落之间不住地往前奔涌。
——戴波《有为》
而在更早之时，《诗》《书》则是有志于政治的贵族普遍的学习内容。不独孔门，在诸子的言论与著作里，都能看到大量引用《诗》《书》。经学生认为孔子对此二部经典有整理删定之功。《史记·孔子世家》说，古代的诗本来有三千多篇，孔子做了筛选，最后成为现在三百零五篇的版本。因为经过圣人之手删定，《诗》就变成《诗经》，作为经典存在了。《书》也是如此，孔子从三代浩博的文书中编选排序一百篇，成为经典《尚书》。
——戴波《有为》
束伍严整，斥堠详密，将众之道也。刁斗不警，文书省约，将寡之道也。严谨以攻，则敌窥见其进止而无功。简易以守，则敌乘其罅隙而相薄。将众以简易，则指臂不相使而易溃。将寡以严谨，则拘牵自困而取败。故广与不识，各得其一长，而存乎将将者尔。将兵者不一术，将将者兼用之，非可一律论也。（王夫之《读通鉴论》）王夫之这一段论述，等于是给了李广一个定位，他再如何有名于当世，也不过是一名“将兵者”，而不是“将将者”。很多人喜欢孤立地评价李广，而王夫之建议，李广的成败，可能要拔到更高的视角来看，不仅要看他如何用兵，也要看一看大时代里，更高位者如何使用李广。
——戴波《有为》
秦汉史专家劳榦先生称元光元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他这么说的原因是，当年十一月，刘彻发布了一条诏令，在历史上首次让郡国各“举孝廉”一名。 顾名思义，“孝廉”就是对父母有孝行、品格清廉。刘彻希望天下郡国可以举荐这样的人给朝廷。举荐来的人当然是要任官使用，各尽其职，但举孝廉不免带来问题：道德高尚的人就一定有卓越的能力吗？道德和能力究竟哪个是第一位的呢？ 古人反复辩论过这个话题，一个比较能够被大家认可的答案是，乱世把能力放第一位，治世把道德放第一位。
——戴波《有为》
前面说到，司马迁在《史记》里写有一篇介绍古往今来封禅和祭祀历史的《封禅书》。在说到往古祭祀史的时候，其实主要只讲了秦的种种祭祀，不知是因为汉直接继承于秦，还是因为其他各国资料已经被焚毁，只剩秦的记载。秦最知名和最重要的祭祀，包括祭祀陈宝，以及祭祀白、青、黄、赤四位天帝的雍四畤。陈宝是什么，李零先生在《陈宝怒特解：陨铁与羚牛》一文中有非常专业详细的讲解。大意是，秦文公十九年（前747年），陈仓当地掉落了一颗铁陨石，流星穿越大气层时，发出巨大的声响和闪光，有如雄鸡高唱，天空大白，并引发野鸡齐鸣。因此这一天文现象被当成祥瑞，秦人制造出许多关于鸡头人身神陈宝的传说。这也是陈仓在唐代改名为宝鸡的原因。
——戴波《有为》
这是古人“天人合一”观念在司法体系中的投射。董仲舒《春秋繁露·四时之副》中说：“天之道，春天之所以温暖，是为了让万物生长；夏天之所以炎热，是为了让万物得到滋养；秋天之所以清冷，是为了让万物萧条；冬天之所以苦寒，是为了让万物自藏以待来年… 而圣人行政就应该符合天的观念，所以‘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庆（程度较轻的奖赏）、赏、罚、刑，这四种王政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季。”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 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署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董仲舒《春秋繁露》） 此观念并非董仲舒独创，而是有更古老的传统。从这一观念出发，自然就有了在秋、冬两季，特别是在冬季实施肉刑的做法，所谓的“秋后处斩”便是体现。春天做什么呢？春天经常会实施大赦，以符合上天生养万物的大德。 理解了这种做法，再回头看胡三省对处死窦婴事件的注释，意思就是，田蚧担心拖到春天，刘彻会大赦，窦婴就有了活命的机会，所以抢在十二月最后一天对他执行死刑。
——戴波《有为》
两者的具体职责也有所区别，且御史大夫这一官职的设置充满权力制衡的智慧。凡称“御”，往往是指皇帝本人所用。御史大夫就直属于天子，不对丞相负责。因为他的职责里，有一块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监察百官，包括丞相。假如需要对丞相负责，就无法正常行使监察权。按照西汉初期惯例，丞相一职空缺之后，就由御史大夫升任，如此御史大夫必然会对丞相实施非常严格的监督，以求早日将其弹劾离位。这一制度的设置，避免了丞相的权力过于膨胀而不受约束。
——戴波《有为》
黄老之术最大的特点是“无为而治”。此“无为”，本义乃“因循”或“顺势而为”，讲究顺着自然规律、人情秉性做事，而非什么都坐视不理。但理论是理论，真正落实到操作上，人人对“顺势”的尺度把握都不一样，“无为”就很容易变成“不作为”。比如下属上班偷懒睡觉，该不该管？难道偷懒不是人之常情吗？比如百姓穷困潦倒偷了块饼，该不该抓？难道进食求生不是人之本能吗？“无为而治”的理念下，好的一面是大事不怎么折腾百姓，而同时带来的就是细节处很容易藏污纳垢。所以汉初曹参在齐国实施黄老之术，学者就建议他对监狱、市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些地方如果细查深究，全是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曹参的做法就是不作为。而在刘彻默认之下，张汤、赵禹的“见知之法”“监临部主之法”，相当于一巴掌拍在久无人坐的椅垫上，虽然拍的只是官吏这一小部位，然而整个垫子很快都要随之震颤起来，空中扬满积压多年的灰尘。“有为而治”好的一面是“时时勤拂拭”，每个地方至少看上去都是干千净净的，但也很容易走向过分苛察，撕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情。这是两种治理理念的分歧，它们就像一根绳子的两个方向，没有哪二种绝对正确。张汤式酷吏的出现，深文之法的出台，更大的象征意义是代表刘彻时代的一种倾向，绳子要换一头使用了，宁静的时代即将过去，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很快都要一起紧张颤动起来。
——戴波《有为》
司马相如之后得到刘彻的青睐，则是因为刘彻读到了《子虚赋》。其时刘彻即位不久，尤其喜欢辞赋文学，读完这一名篇，以为作者必是一位高邈传奇的古人，忍不住赞叹道：“可惜朕不能和此人生在同一时代啊在一旁侍奉的狗监杨得意恰好是蜀人，赶紧奏言：“我曾听同乡司马相如说过，《子虚赋》似乎是他的作品。”司马相如因而得到召见，又为刘彻创作《上林赋》，从此极受亲任。“文章两司马”，指的便是西汉朝文学水平最高的两人：司马相如和司马迁。
——戴波《有为》
公案指的就是“踞厕而视之”，对这句话应该如何解释，引发了很大争论。三国时期人如淳将“厕”解释为“溷”，即厕所，唐人颜师古也赞成他的说法。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那“踞厕”自然就是上厕所的姿势了，也就意味着刘彻虽然极力拾高卫青在公卿中的地位，自己却并没有以公卿的身份来看待他，用公卿的礼节来对待他，仍然将其当作下人一样来使唤。蹲在厕所上和他交流，这大概是人能想到的最不堪、最具侮辱性的场景之一。苏轼也采用了这一说法，并且加上了自己的发挥。东坡先生说：“汉武帝这个人是个无道的帝王，一无是处，只有踞厕见卫青、不戴帽子不见汲黯这两件事做得很好。像卫青这样的奴才，只适合给主子舔痔，蹲厕所时见他，不是正好吗。” 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惟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长孺，为可住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苏轼《东坡志林》）如淳的解释的确让喜爱卫青者很难接受，苏轼的评价更是一下子得罪了汉武帝和卫青的两大粉丝群体。苏轼对卫青的鄙视，代表了士大夫阶层对外戚群体的普遍看法，就像高考生看不起关系户或体育特长生，此处我们不去细说。这里只说“踞厕而视之”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意思。同是三国时期的学者孟康就给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他认为“厕”是“侧”的通假，“踞厕”是指坐在床边侧，张开双腿，即“箕踞”的坐姿。与苏轼同一时期的宋代学者刘奉世则赞成这一说法。这当然也是一种对卫青比较无礼的姿态，胜在环境看上去没有厕所那么糟糕了。除此之外，今人闫爱民、赵璐在《“踞厕”视卫青与汉代贵族的“登溷”习惯》一文中，根据对汉代如厕习惯和用具的考辨，认为汉代有床和厕所结合在一起的坐便方式。 我偏向于给出一种更简单的解释。“踞”字本身就有“倚靠”的意思，未必一定指双腿张开。西汉时皇宫乘舆的屏风上有一幅画“纣醉踞姐己”，场面就是欢饮之后纣王倚靠姐己之身。“厕”字在《史记》中也有“旁侧”之例，如“奉剑从...
——戴波《有为》
李广有时也想不通为何命运如此戏弄他，有一次他忍不住问著名的望气者王朔：“自从汉朝与匈奴开战以来，我几乎无不参与其中，作战从来不甘心落人之后，然而诸校尉才能不及我者都已封侯数十人，我却没有尺寸之功取侯爵、得食邑，是何道理？您帮我相相面，难道真是我的命有问题吗？”王朔反问他：“李将军您自己回忆一下，平生有没有什么觉得悔恨遗憾之事呢？”李广如实回答：“我在陇西郡当太守时，治下羌人曾经反叛。为平定叛乱，我诱降了八百人之后又同一天杀掉了他们。想来想去只有这件事情我懊悔不已。”王朔顺势答道：“杀死已降之人，历来是最不祥之祸，这正是将军不得封侯的原因。”望气者之言当然是无稽之谈，这段对话反映的是，当人极度失意绝望又找不到能信服的理由时，往往会不自觉求助于玄学。
——戴波《有为》
尽管董仲舒的后学弟子们把董抬到了亚于孔子的至高地位，并认为经学在武帝朝的独尊其有着不可磨灭的最大贡献，但至少从推动经学的实际效果来看，公孙弘的个人履历，起着更为鲜明的导向作用。这是一个略有些尴尬的事实，推动学术发展，往往靠的不是学术本身的精妙高深，而是靠强有力的集权政治和现实利益。因此学术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暖昧关系，为了彰显独立精神，它必须离政治越远越好；但为了普及弘扬、应用验证，它又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提供的平台。做一个纯粹学者，还是成为一个政治角色，理论上可以兼顾，现实中却两难。正因为如此，对于提升学术影响力贡献最大的，常常不是那些守静研学的知识分子，而是适当收敛个性去迎合政治口味的“离经叛道”者。他们也很容易因此被视为不纯粹的投机分子。从西汉前中期改变知识分子地位来说，贡献最大的，就是两个“投机”之人。一为叔孙通，一为公孙弘。
——戴波《有为》
在本书五十四年的叙事里，我们需要熟悉汉初君臣百姓墨守的某个生活习惯，即国家使用的历法每年是以十月为岁首的。汉朝从短命的秦朝那里继承了很多遗产，包括这种历法。这意味着，假如汉初人有我们现在使用的那种月历，翻开封面之后，第一页上写的就是十月，十月初一就是汉人新年的第一天，然后他们依次过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七月、八月，最后一个月是九月（或许再加一个闰九月），在秋天结束的时候告别过去的一年。所以汉初中央的年终统计，总是要求各个郡县在九月之前派人上报，称为上计。这种历法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迥然大异。 如果不知道这个常识，看待秦末汉初的一些史事时，就很容易算错时长。
——戴波《有为》
“作为本书作者和一名历史研究者，如果定要用一句话评价汉武帝刘彻：他是一个绝对有作为的帝王，但假如活在他的时代，我希望他能够少点作为。”
——戴波《有为》
刘德一死，河间的儒生集团很快就消散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证明他在儒生中地位过高，是刘彻比较在意的焦点。但刘彻没办法改变的，是河间献王刘德在后世儒生眼里的形象。他刻意不想刘德有和自己对比的可能，儒生却不约而同都爱拿两人做比较。当然，在儒生的心目中，刘彻是假崇儒，儒生不过是其手中的工具，而刘德是真崇儒，儒业是其内心所信奉追求的大道。在这样的标准下，自然刘德更容易占道德上风。比如司马光就很大胆地畅想过：“当初景帝假如按照年龄排序，真的传位给献王，一定可以省去祭祀求仙、宫观巡游这些铺张浪费，百姓可以免掉很多战争劳役之苦，民间风俗变得更崇仁尚义，重新回到先哲往圣的太平盛世，其时代必然远远超过文景之治。”
——戴波《有为》
征讨闽越还带来另一个收获。闽越国屈服之后，汉军领军之一大行令王恢，曾派番阳县令唐蒙前往南越告知对方汉军胜利的消息。南越国自然要设宴好生答谢。在宴会上，唐蒙吃到一种味道鲜美的枸酱，听说不是当地所产，便询问出处。南越人解释说，首都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城下有一条牂牁江，只知道这个酱是沿着水路从西北运来的。回到长安之后，唐蒙对枸酱念念不忘，恰好有蜀地到长安的商人告诉他，只有他们家乡产这东西，经常有人从蜀地偷贩到附近一个小国夜郎国。而夜郎国就在牂牁江边上，经常和南越国从水上通商。从商人口中，唐蒙不仅知道了枸酱的产地，还了解到一条从前未知的通往南越国的水路。敏感的他立刻上书：“南越王虽然名义上臣服于汉，然而在其国中自称为帝，地域东西万余里，实在是汉朝潜在之敌。汉朝前往南越，一般从长沙、豫章两地出发，道路不通，复杂难行。臣听说夜郎国有精兵十余万，从牂牁江浮船能出其不意而至南越，可以作为制服南越的奇招。建议开通前往夜郎的道路，收服当地为汉朝郡县，在那里设置我们的官吏。”刘彻立刻同意了这一战略方案，拜唐蒙为中郎将，具体负责此事。唐蒙见到夜郎侯多同，将巴蜀特产锦帛作为贿赂，同时喻以大汉威德。夜郎尚未同意，周边的小邑却纷纷表示愿意归附，于是这一年，夜郎附近设置了犍为郡，领有十二县，郡的治所在鄨（在今贵州省遵义市西）。这一举措，说明汉始终把南越作为大敌对待，刘彻对于南越之地也早有吞并之心，何时下手，只是早晚问题。
——戴波《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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