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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这些说不清辨不明的因素，卫青、李广的关系才成为千古之争，并因此连累了记录此事原委的司马迁本人。许多喜欢卫青之人，觉得司马迁带有偏见，尊李抑卫过于明显，甚至有人怀疑是不是司马迁胡乱编造，有意栽赃给卫青。这么认为的人，可能既不了解史学，也不了解司马迁。和一般人想象的历史需要完全客观不同，司马迁、班固开创的新史学，本就是带有评论性质的，《史记》和《汉书》每一篇末尾的“太史公曰”“赞日”，就是作者对人物的主观评价。“客观”更多指的是对材料的辨别取舍。 就拿司马迁对于卫青、李广的情感来说，毫无疑问他是更喜欢和尊敬李广的。《李将军列传》一篇饱含着激昂不平的情绪，他写道：李广死讯传到军中，“一军皆哭”；传到天下，不管男女老少熟不熟悉，“皆为垂涕”。李广死时官职为郎中令，而司马迁恰好就在这一年左右担任了郎官，理论上他可能见过李广本人，听闻过身边人闲时啧啧称道飞将军的传说。在他印象里，这位英雄人物、顶头上司“口不能出辞”，很不善于表达，而且行为举止和没见过世面一样，“悛悛如鄙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老者，让士兵和百姓都为之倾倒、痛哭，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格魅力才能造就这样的反差呢？司马迁交代了一些原因：李广历任七郡太守，为人廉洁无比，得到赏赐辄分散麾下，饮食起居与土兵无异，故虽任二千石官员四十余年，却家无余财。其行军，一切从简，士卒如果没有吃饱喝足，本人绝不饮食，士卒因此无不乐为其死。司马迁最后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八个字作为对李广的盖棺论定，这是对一个实力派英雄极高的赞扬。 和李广相比，司马迁写到卫青霍去病时，笔触相对平静了许多，没有那么多汹涌澎湃的感情，但仍然一笔一笔如实记录着两位青年英杰的不朽战绩。刘勃先生有一句评价写得非常中肯： 现在大家吐槽李广的材料，都是司马迁留下来的；歌颂卫霍的材料，也是司马迁留下来的。司马迁的偏见只是表...
——戴波《有为》
为什么这个时代会频频出现酷吏，司马迁也做了自己的分析，他至少总结了两条原因，一条说得比较明白，一条则十分隐晦。明白的那条原因，可以用老子的“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来概括。法律的设置确实可以保护人的权益，但必须在适度的空间之内，一旦过度，会反过来侵害人的自由权利。法网编织得过于苛刻严密，百姓始终处于一种手足无措，动辄触网的状态，这种社会是极其不稳定的。事实上，秦末的大批盗贼，包括刘邦本人，都是因为触犯秦法为逃避制裁才落草为寇。被逼亡命的百姓越多，政府就不得不依靠大量酷吏去惩治镇压，甚至主要精力都用来防治乱民，其他正常的行政公务都被耽搁下来。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史记·酷吏列传》） 司马迁认为官位最高的酷吏张汤死后，大汉的状况并没有好转，尤其是杜周上位以来，法网只是越来越密，触犯法律的官民只是越来越众，廷尉每年审理的案子也因此越来越多，光是二干石以上的官员，就有上百人被扣押。由于酷吏的风格所致，每个案件都牵连甚广，仅中央和京城的监狱里经常关有六七万人。为了保证查案效率，办案吏员的人数比过去总体增加了十万以上。 以上是说得较为明白的原因，隐晦的原因则在每一名酷吏的个人小传文字里，如“赵禹者…上以为能”，“张汤者…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于是上以为能”，“义纵者…以捕案太后外孙修成君子仲，上以为能”…几乎每一人，必注明“上以为能”，其他列传里都没有如此频繁。酷吏的出现，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今上觉得这些人有用而予以提拔。如果说酷吏顺应时代需要，那么刘彻，显然就是司马迁心目中认为的时代代言人。
——戴波《有为》
而这篇《循吏列传》最奇妙的地方则在于，篇中提及的五个人，全部来自距离司马迁很多世纪以前的春秋时代。而与之对比，《酷吏列传》的篇幅六倍于《循吏列传》，里面总共提到了十三人，侯封在吕后时期，晁错、致都在景帝时期，宁成、周阳由活跃在景武两朝，其余张汤、赵禹、义纵、杨仆、杜周等八人，全部都是由刘彻提拔专任。反而一向被汉人视为反面典型猛烈攻击的亡秦，却没有一个人物入选。王颖女士在论文《酷吏与汉代政治》中也问及：“为何亡国的暴政却未孕育典型的酷吏，而作为汉代盛世的武帝一朝却涌现出如此之多的酷吏”？其实秦政之下不可能没有酷吏。秦末大乱时，范阳人蒯通对本县县令说：“这十年里，您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早已不计其数了吧。”一范阳县，显然绝非秦政之下的个例。太史公不记秦之酷吏，大约因为他的重心，还是在于借《酷吏列传》感慨当世政失而已。而用悬于数百年前的五名春秋循吏作题外之引，又似乎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一种“世道人心每况愈下，而于今尤甚”的哀叹。但我们不禁由此想起他的父亲——老太史令司马谈的临终之言，在那番饱含深情的嘱托里，司马谈谈及自己对时代的认识。他认为春秋以来孔子之后，世道的确曾变坏，但经过汉朝历代君主，尤其是今上的治理之后，已经回到正确轨道之上。如今海内一统，天下升平，堪称盛世。这正是司马谈想要撰史的动机之一。而从《循吏列传》《酷吏列传》的创作手法来看，司马迁对于“盛世”的感受，显然和父亲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时代还需要不断涌现酷吏、依赖酷吏，那和盛世总归还有些距离。父亲的意旨和自己的良心之间，他试图用一种很委婉的方法两全之。
——戴波《有为》
由于已经将南方越地兼并，刘彻此年还开始采纳越人的祭祀和卜筮方法。“卜”和“筮”是两个概念。“卜”是用动物之骨，“筮”是用草木之茎，通常用蓍草。《周易》和八卦的诞生，就与蓍草占事有关，但是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早。根据考古，起初蓍草占事只记录数字，是数字卦。一直要到西周以后才渐渐被图像卦，也就是常说的八卦、六十四卦代替。而且图像卦里所谓的“阴爻”和“阳爻”，可能只是由数字卦的“八”和“一”变化而来，起初没有阴阳的哲学概念。《周易》最早是一本蓍草占卜的参考书、工具书，要到春秋时代往后才慢慢哲学化。古之人凡事情有疑难不解，就用卜筮等方法决疑，包括战争之前，也会测一测吉凶。《尚书·洪范》称，如果对某事有疑问，可以作五个方面的咨询：一是问问自己内心意愿，二是问问身边大臣意见，三是问问民间意见，四是问“卜”的意见，五是问“筮”者的意见，此之谓“五谋”。《史记·龟策列传》又日：“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可见不仅要卜筮并用，还需多占几次，取多数结果。
——戴波《有为》
姚氏对卜式的动机揣测未必如实，但认为司马迁对当时的财政改革抱有微词，则八九不离十。《史记》全书，读来最能体会太史公深切痛感的，就是记录财政和经济的《平准书》。此篇写到刘彻时代，以一句“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起头，接下来便详细记录每一件竭尽国力民力的大事。事功是卓著的，耗费是巨大的；国家是强盛的，民众是困苦的；在对比如此强烈的现实矛盾之中，司马迁觉得世道人心正在渐渐变坏，而美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再复返。《平准书》的结语与其余各篇相比，风格截然不同，看上去特别仓促，就是上面所提到过的卜式的原话：“烹弘羊，天乃雨”。明人杨慎认为，司马迁用此六字斩钉截铁作为结束，正是对这个时代“兴利之臣”的痛斥。 “而烹弘羊，天乃雨”之句，乃毕此意而断之也，亦借其辞以断之也，亦借其辞以断制兴利之臣之罪，而“功利”二字该尽武帝所行事。（《史记研究资料萃编》引杨慎《总纂升庵合集》语） 事后的痛诉多少显得有些无力，事实上，这一年为天子兴利的桑弘羊正因为保障了封禅等大事而平步青云，而指斥他的卜式们却失了官降了职。什么样的时代，适合什么样的人才。
——戴波《有为》
英国史学家吉本因此总结：普通人觉得鬼神都是真的，聪明人觉得鬼神都是假的，统治者觉得鬼神都是有用的。 所以古代提倡的“以神道设教”，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情况，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之间，都是直白不讳、心照不宣的，只是瞒着那些需要被统治的愚众。当然，若说统治者全不信鬼神之说，也太绝对。具体对应到刘彻身上，也许宝鼎事件是一场有预谋的表演，但我们很难相信他对于神仙和长生的痴迷不是真实的，特别是他前几年刚刚经历过一场几乎不治的大病，似乎正是得到了“神君”的帮助才脱险转安。同时，这一年他已经四十四岁，这个年龄的人，总是会开始敏感觉察到时间在身上留下的痕迹。中年人刘彻，即将开始他生命的另一段寻仙之旅。
——戴波《有为》
时迁境移，此年帝国的财政状况已经不同于往日，刘彻对于捐资的心理也大异于当初，于是二话没说就拜卜式为中郎，并将其爵位升至左庶长，同时布告天下，“欲尊显以风百姓”。这里用到了一个“风”字，古汉语里这个字用作动词的时候，非常形象。风是无形的，但是风经过的地方，草木总是会改变自己的形状来顺应。所以“风”作为动词，有期望形成某种群体性行为之义。刘彻尊显卜式以风百姓，目的自然是希望通过树立一个出钱为国分忧的道德典型，激励天下更多的富户纷纷慷慨解囊，为国分忧。 任何时候，纵容举报都是一种懒政，也是一种极其罪恶的制度。之所以称其是懒政，在于举报制度某种程度上，是把有关部门的责任和义务转移给了另一无关群体。而更关键的是，举报制度常常是掌权者使用的一种政治斗争术，它可以成功释放人性之恶，在人与人之间塑造出本不存在的敌对关系，从而把每个人都变成一个监视机器，成为掌权者手中可以利用的工具。举报制度不会让一个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健康，也不会给编户齐民带来安稳放心的生活，它只是给掌权者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社会管理手段。与它所揭发的违法行为相比，这种制度所造成的诬告冤案只会更多，对社会层面的信任破坏只会更为彻底。 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得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史记·平准书》） 原文中的“有腹诽之法比”，“比”是律法术语，意思是参考。意即从此以后，相似的情况可以参考颜异这个案例来进行判决。于是张汤开了一项极其黑色幽默的罪名先河，其荒诞程度比起“莫须有”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批评不自由，当沉默也是罪，违心取容就成了唯一可行的生存之道。
——戴波《有为》
司马迁喜欢李广胜于卫霍是众所周知之事，而很多学者还认为，在卫青、霍去病两人之中，司马迁其实也仍有偏好，相对来说他更喜欢卫青一点。曾国藩就说，太史公常常把两个人放在一个合传里以显出高低，比如《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卫青高于霍去病， 就像《魏其武安侯列传》里窦婴高于田蚡。《卫青霍去病传》右卫而左霍，犹《魏其武安传》右实而左田也。（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
——戴波《有为》
这一年的三月，李蔡突然被问罪，罪名是侵占了刘彻父亲汉景帝阳陵的土地，进行买卖和私葬。李蔡赶在下狱之前选择了自尽。这种选择是古代士大夫的一种礼遇和尊严，所谓“刑不上大夫”，并非指士大夫可以免除责罚，而是朝廷会优先让他们以自尽的方式避免在牢狱之中遭受狱吏的肉刑摧残，较为体面地离开人世。这种礼遇方式实质上也是为了维护尊卑等级。贾谊对此解释道：王侯、三公如果犯有过失，可以废爵罢官，可以赐他自尽，但不能让小小的狱吏也能随意鞭答凌辱他们，这会让百姓失去对贵族高官固有的敬畏，甚至产生对天子高贵身份的质疑。
——戴波《有为》
从本质上来说，刘彻是公认“多欲”的性格。多欲者，往往好面子，讲究气势和排场，喜欢奢靡夸张的风格。这种性格体现在政治上，往往好大喜功；体现在生活上，往往纵情声色；体现在文学上，往往喜欢追求华丽繁复。
——戴波《有为》
任何时候，纵容举报都是一种懒政，也是一种极其罪恶的制度。
——戴波《有为》
是的，帝王陵色便是如此。它由和着直泪心酸的政洽移民开始，以流淌的人间欲望为相，又以落寞的荒烟蔓草为终。刘彻的茂陵邑，数次动辄迁徒成千上万户人家前往居住，在西汉末一度达到六万多户，近二十八万人口，然而最迟在西晋时期便已废弃。白云苍狗，世事无常，盛世会崩塌，权势会倒台，财富会散尽，唯有慢悠悠的时光，始终在日出日落之间不住地往前奔涌。
——戴波《有为》
大致来说，无论评价者站在什么立场，对汉武帝一朝的高举经学旗帜、民族精神高涨基本都持肯定意见，而对其奢侈无度、不恤百姓一面则基本深恶痛绝。唯独对其毕一生而追求的“武功”，历来褒贬最是不一。赞扬者认为攻伐四夷是一件扬国威、促统一的盛事，为了长远国家安全，哪怕短期内付出极大牺牲也未尝不可；反对者则认为有些仗完全可以不打，或至少应有节制地打，正是因为攻伐过于无度，才导致财力、民力空前衰竭以及各种民间乱象频发。总之，代价有些大。 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历朝帝王们对这位前辈皇帝的看法。汉武帝的“武功”几乎成了一种风向标，当帝王们自己也从攻伐中获利或正欲兴边事，则大赞刘彻拓土之功；当帝王们自己想要偃武息戈，则大批刘彻穷兵黩武。 以上这些提醒我们，历史评价总是无法做到完全客观的，它与时代、立场、身份和需要紧密相关。 拿汉朝和匈奴那场漠北大决战来说，二十一岁的霍去病征战两千余里，封狼居胥而还；李广迷路失期，愤而自尽；汉军诛杀和俘虏匈奴八九万人，自己也损失数万；十四万匹马出塞，归来不满三万。此战之后，单于远遁，大漠南方不见匈奴踪影。仅这一小段史料，每个人的观感也是不一样的。喜欢英雄叙事的，看到了青年英豪；悲情主义的，看到了落拓老将；悲悯苍生的，看到了蝼蚁白骨；大国情怀的，看到了煌煌盛世。 作为本书作者和一名历史研究者，如果定要用一句话评价汉武帝刘彻：他是一个绝对有作为的帝王，但假如活在他的时代，我希望他能够少点作为。
——戴波《有为》
贰师将军李广利是何人呢？他是刘彻已故宠姬李夫人以及幸臣李延年的兄弟。元封年间，李夫人因色艺双绝而极受宠爱，为刘彻诞下一子刘髆后突然染上重疾。刘彻亲自前去探望，李夫人却以被蒙面，称：妾染病已久，样貌丑陋，不能再见陛下，只希望陛下念在旧情，好好照顾我的兄弟和儿子刘髆。刘彻知道她命不久矣，执着要见绝色佳人最后一面，李夫人则坚决不肯，刘彻气得最终拂袖而去。当人问起李夫人为何如此绝情，李夫人说了一句看破人性的千古名言：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汉书·外戚传》） 李夫人虽然病重，头脑却十分清醒，她说皇帝陛下之所以念念不舍，是因为还眷恋我平时的容颜。一旦见到我被病情摧毁的样貌，必然从此心生厌恶，还会念旧日恩情照顾我的兄弟吗？ 李夫人死后，心愿最终达成了，刘彻确实保留了对她的爱恋，不但用皇后之礼厚葬了她，还封其子刘膊为昌邑王。此时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出征，实际上也是借机给他立功封侯的机会。刘彻生平，喜欢用外戚掌控军权，可借此时霍去病和卫青都相继去世，卫氏一族已无人可用，转而起用广利，可见刘彻对他足够信任。
——戴波《有为》
后世对和亲政策多有评价，肯定者和否定者都各有其人。相比较而言，肯定者的意见比较统一，认为和亲大致有这样一些好处：一是可以争取与国与民休息的时间；二是可以通过文化交流不断同化对手；三是可以在敌人内部培养亲我一方，实现分化离间。 而否定者的理由就因人而异，比较五花八门了。比如有直接从出发点就予以否认的，坚持认为和亲是一种屈辱的示弱，天朝上国对待胡虏就应该用战争打击，使其降服。比如唐人王维诗称“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五代人李中则说“谁贡和亲策，千秋污简编”，宋人朱熹也认为“中国结婚夷狄”是“自取羞辱”。也有觉得为国谋策效力是天子大臣、热血男儿之事，不应该把责任推给无辜女子的。比如唐人李山甫称“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宋人欧阳修称“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否定理由里最有喜感的一条，出自唐人苏郁的《咏和亲》，诗称：“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虏更多”。意思是不要白白送女性给胡虏了，这样只会让敌人生下更多的小敌人。不知道他是真的这么以为，还是 在曲线讽刺和亲。 以上都是站在大局立场的观点，唐人白居易独站在女性角度写过一首《过昭君村》，末几句言：村中有遗老，指点为我言。不取往者戒，恐贻来者冤。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癞痕。 白居易说，王昭君家乡村子里的老人为他介绍，数百年以来，此地女性至今还保留着自毁其容的习惯，为的就是避免被选入宫中要么冷清余生，要么送去异域的悲剧命运。
——戴波《有为》
战国至秦，国家政治体制的一大变化是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两者的根本区别是权力和资源归属问题。分封制下，所封区域内一切都实际归封君所有，包括土地和人民；而郡县制下，一切都归中央帝王所有，郡县的地方首长只不过是由帝王派出，替帝王实行管理的代理人。换句话说，帝王是权力的所有者，而郡守是权力的实操者。这种变化，是中央集权的必然，因此也是战国时期变法的关键方向。
——戴波《有为》
高祖刘邦的长陵邑、惠帝的安陵邑、景帝的阳陵邑、武帝刘彻的茂陵邑、刘彻之子昭帝的平陵邑合称“五陵”。 后世提及“五陵”，往往用来形容出身富贵，生活奢靡。比如李白的《白马篇》有“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白居易的《琵琶行》有“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都是写富贵之态。唐伯虎也有一句“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大意是说，你看那些贵族世家，在朝代更替里纷纷落魄调零了，如今连墓地也被推平为耕地，没有后人去祭祀悼念。 是的，帝王陵邑便是如此，它由和着血泪心酸的政治移民开始，以流淌的人间欲望为相，又以落寞的荒烟蔓草为终。刘彻的茂陵邑，数次动辄迁徙成千上万户人家前往居住，在西汉末一度达到六万多户，近二十八万人口，然而最迟在西晋时期便已废弃。白云苍狗，世事无常，盛世会崩塌，权势会倒台，财富会散尽，唯有慢悠悠的时光，始终在日出日落之间不住地往前奔涌。
——戴波《有为》
申公被接到长安。看着这位名闻天下的大儒，刘彻兴奋地请教他治国要术，心想读了这么多书的一位老宗师，总该说出些振聋发聩的治世良言吧。然而，千里迢迢被召唤而来的申公却给出了一句看上去极其敷衍的回答：“想要天下大治，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做什么。” 这句话无论让谁来看，怎么看，大约都会有一种大跌眼镜的感觉。它实在太像一句废话了。这么朴素的道理，是个人都懂，还需要兴师动众从鲁国专门请一个大儒来为天子讲解吗？所以《史记·儒林列传》紧接着用一段口吻十分风趣的文字写道： 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史记·儒林列传》） 从本质上来说，刘彻是公认“多欲”的性格。多欲者，往往好面子，讲究气势和排场，喜欢奢靡夸张的风格。这种性格体现在政治上，往往好大喜功；体现在生活上，往往纵情声色；体现在文学上，往往喜欢追求华丽繁复。所谓“天子方好文词”，是说十七岁的刘彻内心预设的，一定是申公洋洋洒洒，作好了一篇漂亮文章，来为天子阐述一生所学精华。可想而知他听到申公最终的“废话”之后，内心有多失望，故此《史记》称其“默然”。用今天的话来说，约等于“无语了”。“然已招致”这四个字也充满了刘彻对申公的嫌弃，约等于今天所说的“来都来了”。反正都已经请来了，不妨让申公发挥余热，试上一试，带领他的弟子赵绾、王臧一起研究立明堂、改服色这一套复古的礼制吧。或许真的如他所讲，说得不一定多么漂亮，却能干出一些成果来。
——戴波《有为》
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历朝帝王们对这位前辈皇帝的看法。汉武帝的“武功”几乎成了一种风向标，当帝王们自己也从攻伐中获利或正欲兴边事，则大赞刘彻拓土之功；当帝王们自己想要偃武息戈，则大批刘彻穷兵黩武。 以上这些提醒我们，历史评价总是无法做到完全客观的，它与时代、立场、身份和需要紧密相关。 拿汉朝和匈奴那场漠北大决战来说，二十一岁的霍去病征战两千余里，封狼居胥而还；李广迷路失期，愤而自尽；汉军诛杀和俘虏匈奴八九万人，自己也损失数万；十四万匹马出塞，归来不满三万。此战之后，单于远遁，大漠南方不见匈奴踪影。仅这一小段史料，每个人的观感也是不一样的。喜欢英雄叙事的，看到了青年英豪；悲情主义的，看到了落拓老将；悲悯苍生的，看到了蝼蚁白骨；大国情怀的，看到了煌煌盛世。 作为本书作者和一名历史研究者，如果定要用一句话评价汉武帝刘彻：他是一个绝对有作为的帝王，但假如活在他的时代，我希望他能够少点作为。
——戴波《有为》
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更像把汉武帝作为一个工具人，来表达自已的喜恶。特别是他所认为刘彻做对的那些关键点，严格来说都不算客观。汉武帝的“尊先王”，只不过是借古圣一个名头，他所行之道并非司马光心目中的王道，而是后来汉宣帝所称的“霸王道杂之”。其中绝大多数制度，更是武帝一朝所独创，而非先圣遗制。汉武帝用人也称不上“用贤”，称以“用能”可能更为贴切。司马光所举这些特征，只能算是他所希望宋神宗拥有的秉性。特别是汉武帝有那么多创制，司马光作为一流史家，岂能不知？为何他要掩盖这一点，反而独赞其“尊先王”，这与宋朝崇尚“祖宗家法”，而宋神宗新即位后颇有积极变法作为之心不无关系。司马光希望借评价刘彻，来引导新天子多遵循先王之道，而莫轻举改革。倒不是改革不好，而是此等难事需要有大魄力之主从长计议方可缓步推进，轻举其事，只会引起天下骚动。
——戴波《有为》
无论哪一种和亲目的，其本质都不变，能够打动对方的，只有物质好处和政治利益。尽管解忧公主在乌孙，以及更往后的王昭君在匈奴，表面上似乎起到了一些推动合作的积极作用，但背后真正决定两国关系的，仍然是实力格局，而非情感羁绊。女性在和亲政治里，表现得积极或消极，改变不了她们被动卷入的悲剧身份。纳贡也好，结盟也好，她们都是被道貌岸然操纵的幌子，是政治游戏的无辜牺牲品。
——戴波《有为》
当耕种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卖掉土地成为佃农，或者干脆成为富户的家奴，就不用再承担以上各种赋税和力役，这对于生计本来就艰难的贫户来说，何乐而不为呢？这是土地被不断兼并的一大原因。过去人们一度觉得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是富人地主贪得无厌的逐利性，是他们迫使农民愈发贫困。这种现象当然有，但认为是根本原因，就把因果关系颠倒了，是农民先在天灾和政策的双重压迫下不可避免地走向贫困，才拿出土地和富人交易，换取一定的生活保障。在古代，贫者的有限选择，不过是在官府和豪族之间，挑选相对程度更轻的剥削而已。此话虽然难听，却是不争事实。 而站在官方的角度，富者对贫者的收容是一把双刃剑。从好的一面来看，允许贫者依附到富户庄园，避免了他们由于衣食无着而直接流向山野之间，变成流民或草寇，成为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富者在中间起到了缓和矛盾的作用。而从不利的一面来看，假如一个富人家族在地方上拥有堪比封君的财富，又收容成千上万的私人家丁奴仆，这个家族很容易自己就变成影响社会治理的不稳定因素，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地方豪强”。
——戴波《有为》
司马相如之后得到刘彻的青睐，则是因为刘彻读到了《子虚赋》。其时刘彻即位不久，尤其喜欢辞赋文学，读完这一名篇，以为作者必是一位高邈传奇的古人，忍不住赞叹道：“可惜朕不能和此人生在同一时代啊在一旁侍奉的狗监杨得意恰好是蜀人，赶紧奏言：“我曾听同乡司马相如说过，《子虚赋》似乎是他的作品。”司马相如因而得到召见，又为刘彻创作《上林赋》，从此极受亲任。“文章两司马”，指的便是西汉朝文学水平最高的两人：司马相如和司马迁。
——戴波《有为》
黄老之术最大的特点是“无为而治”。此“无为”，本义乃“因循”或“顺势而为”，讲究顺着自然规律、人情秉性做事，而非什么都坐视不理。但理论是理论，真正落实到操作上，人人对“顺势”的尺度把握都不一样，“无为”就很容易变成“不作为”。比如下属上班偷懒睡觉，该不该管？难道偷懒不是人之常情吗？比如百姓穷困潦倒偷了块饼，该不该抓？难道进食求生不是人之本能吗？“无为而治”的理念下，好的一面是大事不怎么折腾百姓，而同时带来的就是细节处很容易藏污纳垢。所以汉初曹参在齐国实施黄老之术，学者就建议他对监狱、市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些地方如果细查深究，全是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曹参的做法就是不作为。而在刘彻默认之下，张汤、赵禹的“见知之法”“监临部主之法”，相当于一巴掌拍在久无人坐的椅垫上，虽然拍的只是官吏这一小部位，然而整个垫子很快都要随之震颤起来，空中扬满积压多年的灰尘。“有为而治”好的一面是“时时勤拂拭”，每个地方至少看上去都是干千净净的，但也很容易走向过分苛察，撕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情。这是两种治理理念的分歧，它们就像一根绳子的两个方向，没有哪二种绝对正确。张汤式酷吏的出现，深文之法的出台，更大的象征意义是代表刘彻时代的一种倾向，绳子要换一头使用了，宁静的时代即将过去，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很快都要一起紧张颤动起来。
——戴波《有为》
两者的具体职责也有所区别，且御史大夫这一官职的设置充满权力制衡的智慧。凡称“御”，往往是指皇帝本人所用。御史大夫就直属于天子，不对丞相负责。因为他的职责里，有一块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监察百官，包括丞相。假如需要对丞相负责，就无法正常行使监察权。按照西汉初期惯例，丞相一职空缺之后，就由御史大夫升任，如此御史大夫必然会对丞相实施非常严格的监督，以求早日将其弹劾离位。这一制度的设置，避免了丞相的权力过于膨胀而不受约束。
——戴波《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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