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摘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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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简单的词语，如频繁出现的“写交代”“写申诉”，会油然融入我少年时期的记忆碎片里，也重叠在杨德昌电影中的那位难忘的父亲身上，我一直记得在影片的“咝咝”声中，那个长期独坐不动的寂寞背影。
——金宇澄《回望》
李老师的热情让我想起2009年去故乡黎里匆匆记下的那些片段。以后的几个月，我走进了本以为清晰，其实相当陌生的地方，远看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如何应对他的时代，经历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面对选择，从青春直到晚年，旁逸斜出，草蛇灰线，实在也是复述的一种周折，我常常瞻前顾后，下笔踟蹰，习惯被七嘴八舌的声音和画面切断…
——金宇澄《回望》
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图书与主人间的联系，早就被彻底割断了，每一个来着，此刻都念想着过去，眼前这座大库也确实盛满了过去，但只是一种复杂的堆叠，纠缠着深不见底的破碎记忆，每人要找的每一页字纸，已熬煮于目眩神乱的这个漩涡之中，必与主人无缘。
——金宇澄《回望》
在老境中，友人终将离去，各奔归途。他们密切交往的过程，会结束在双方无法走动、依赖信件或互通电话时期，然后是勉强的一次或几次探病，最终面临讣告，对方也就化为一则不再使用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死者的模样仍然是在的，在活者的脑中徘徊，却不再有新的话题，只无言注视前方，逐渐黯淡。这种化分之后的形象，终也有一天，连同保存印象的主人一起，忽然消失。人的全部印象，连带记取他的活者本身，全都消失以后，才是真正的死亡。人是在周而复始替换这些印象中，最后彻底死去的。
——金宇澄《回望》
……57年过去了，像擦了一根火柴似的转眼消逝，工作很不顺手，没什么 成绩可言，思想不稳定，每时每刻想到过去的那一切，苦痛万状。我不甘心沉沦，挣扎着不愿被巨浪吞没，求生必须划到彼岸，我没有学会在激流中游泳，觉得筋疲力尽，忽而沉下，忽而浮起，需要切实的援手，来拉我一把。
——金宇澄《回望》
我母亲说：你爸爸从不讲自己的痛苦，总是讲别人的事，说一切已经过去了，不能再讲了，很多人都死了…………我母亲说，只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天寒刮起西北风，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我的青春年月……’”
——金宇澄《回望》
近有人（在南京监狱时相识的）病死。我很可怜他，写快信通知他家里。昨天，此人母亲（素不相识）一见到我，拉着我的拼命地哭。我安慰她，她哭了很久，忽然想起，拿出一袋豆说：“先生，给你的！”我窘极推辞。“先生，昨天车上挤煞了，这一点东西，特意从乡下带来，你一定得接受。”把豆往我口袋里倒。我感到这老人悲伤的心。我茫然。苍白的头发，一顶绒线帽，穿得棉披肩很臃肿，泪水像小溪一样在流淌。她哆嗦着把儿子的一堆旧衣裳整理好，请这里的人到儿子坟前焚烧，是要钱的。我为她了出了60元。老人见后大哭了一阵：“我只有这么个儿子啊，我要靠他吃饭啊……”此事发生在43年12月31日上午。
——金宇澄《回望》
从一九六五年秋到一九七九年三月，维德在该校工作长达十四年之久，但真正的课堂时间，只短短两个学期。“文革”开始，情况大变，他再度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十四年中的十年，他是在清扫厕所和写“交代材料”中度过的，也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长的一段经历。
——金宇澄《回望》
人类有一种檀长的本领，就是“擅忘”和“擅醉”，吃得饱一些的人，他们行为和思想都同饥饿的人有显明的差别，所以，在文学上，某一个时代，某一个阶层，一定有他们自己欣赏的范围和代表的作品，这些都是起变化的，假如他们从某一种人跳到另一等人的话，他们的行动和思想以至对艺术的看法，或生活的意义，立刻有了明显的差别。以写文章的人来说，则莫如沈从文之流变得下流而可怜，当他混在穷人堆里的时候，他的文章还有些火药气，可是后来他有了洋房，混在一群没有背脊骨的教授们中，他竟把描写女性来消遣笔信，甚至用了他的脑汁大肆描写女人的生殖器，细腻之至。从这件事上看沈从文依然姓沈，写文章依然写文章，似乎没有变，可是他的文章内容变了，人无耻了为了什么，因为他发挥了人类的“擅忘”和“擅醉”的长处，压根儿忘记了他过去是一个什么人，是这一个缘故，他把自己醉在洋房和沙发中，似乎洋房和沙发命令他要沉醉一样，这是非常自然的。知识分子，只要稍有些聪明的人，立刻懂得这个，古人称之为及时行乐，今人称之为利用环境。如此而已，可是我觉得非常难受。 十年来我看清了自己的能力和性格，我的能力非常低，可是我的性格和骨头还是没有因为颠沛而丧尽，我对自己常常是不满意的，正如对人家也不怎么满意，这是老实话。我常想，难道我活下来就这么想求得一个安安稳稳荫蔽之地，找一个老婆弄个儿子，于是每天吃饭，到老叹出最后一口气、死掉…难道这就是我的生活么？老朋友，但愿我们有限的几个人都不要活得像这样可怜。
——金宇澄《回望》
在晚饭前的那段平静黄昏中，父亲开了灯，伏在《廿四史》缩字本前，用放大镜看那些小字。他已经八十岁了，他聪敏、沉着、自尊，在漫长的人生中，已无法再一次寻找他年轻时代的神秘未来，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
——金宇澄《回望》
金：平静不好吗，我父母经历了他们这一代的波折，平静看待他们的历史，才会发现更多细部，它们极脆弱，很容易消失。《回望》像是非虚构写作——虽说只要是作者想到的，已经是虚构，包括所依据的这些材料、多人的记录，即便如何蔓生，只能徘徊在模糊的个人视野里了。我越来越感觉到文学的弱点，年轻时认为，再没有比文学能更深刻表现人事了，到现在这年龄，从我自己出发，《繁花》或者《回望》都有所保留，选择了能说的部分而已，总是强调轶事的重要——但为什么那么多的作者都希望烧掉日记和信？卢梭《杆悔录》会觉得真吗，最特别的内容，只能用平静的调子收拾。记忆鲜活，也随风而逝，如果平静回望，留下一些起码的样本，还有意义。柏：突然明白，你就是“回望”二字。在回望中，惟以平静，不诉离殇。
——金宇澄《回望》
⋯⋯这些来自四方八面的图书与主人间的联系，早就被彻底割断了，每一个来者，此刻都念想着过去，眼前这座大库也确实盛满了过去，但只是一种复杂的堆叠，纠缠着深不见底的破碎记忆，每人要找的每一页字纸，已熬煮于目眩神乱的这个漩涡中，必与主人无缘。
——金宇澄《回望》
“天寒刮起西北风，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我的青春年月……”【父亲致马希仁信】 每年看见广玉兰満树生花，怀旧之油然而生。同它结缘的朋友都先后凋谢了。这种树高大壮茁，绿得乌油油的肥大叶子，撒下一片清树阴。记得每当花开的日子，我从学校后门回家，老远看见陈家后门那枝大树的花朵，通体洁白，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仰望着，像有无形的绳子把我牵着走路，一张无形蛛网把我这个小青虫黏住了，不明白为什么喜欢上它，也许爱它们高高在上，另有一种超尘脱俗风姿。我从小有一点清高孤僻一一如今大树依然耸立在那里，只是童年早已消逝无踪。上海也有一株玉兰树，同我青年生活发生联系，在海格路（引注：今华山路）一座大宅里，我在那儿寄居数，45年5月正当玉兰盛开，接到通知要到淮南根据地去，我提着一个物条箱（是父家旧物）告别了这株大树。花开得真白，隐藏在树冠的绿丛中。
——金宇澄《回望》
每当玉兰花开，青春的影子，一起起旧事重新浮现在眼前。一株是童年的，一株是青年的……今路过常德路，在车上凝望路口有三层楼高的玉兰，想起以上这些萍踪絮影，聊记数语。本文多处所引“致马希仁信”一一这些昏灯下的笔墨，是1990年代他与马恢复联系后所书，频通鱼雁隔日来回，直至马谢世，家属将这堆喋喋了数年、文从句顺的字纸奉还。当年他们虽一直引以为同道，但当年他们一直信守规则一一互不讲自家细节。【父亲笔记】 翻出半页没有写完的信，看了两遍，此公去世已三个月了，再没有闲人能与我那样轻松地通信。他的一束信，我曾经重读几封，至今没再动过。他儿子退回我的信，也没有翻阌，它们都默然无言躺在抽屉中，真是物在人亡，仰天兴叹。时光的桨声灯影，船过无痕，应该都消失了。最后这次故乡之行，父亲几乎没说什么话。
——金宇澄《回望》
献给 冬的孤独 夏的别离
——金宇澄《回望》
……不久的不久，这层宁谧也就被冲破了，我外公的产业因为“公私合营”，全家也迁来这幢三开间三层的洋房居住，楼上楼下人口众多，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记得我祖母很少说话，经常微笑，上海吃定息的资本家与反革命破落地主家庭的生活，就这样拼合在一起，其中生发的对于经验和历史的交错，应是我祖母最深刻的感受了。至一九五九年，我父母调至湖州水泥厂下放（太湖小梅口，择地质队之岩芯储藏室为宿舍，父亲戏称“顽石堂”），我祖母仍像面临黎里老宅数度突变的姿态一样，继续操持这相对陌生复杂的家，她只是经常慈祥地看着我，对我非常宠爱，我每天都把不喜欢吃的菜梗拨到她的碗里，听她早晚念佛。她完全不知晓我父母的事，只是朝夕面对老式百叶窗，蠕动嘴唇，保佑他们无病无灾，专心缝制她的冥衣、绣花寿鞋，让我如今还能清晰见到鞋底那几片七彩祥云和两朵并蒂莲花。在上海食品供应最艰难的时光里，我祖母一直忆及黎里镇她新婚期的模样……那时镇外到处桑田，到处鱼虾，即便街面上最潦倒的乞丐，也是穿丝绵袄裤，盖丝绵被子，不吃死鱼死虾……自十七岁起，她即戒除荤腥，灶前从不试咸淡，却可以做出最美味的红烧鱼，她一直啰嗦黎里镇琐事，从不改换初心，这一幅鱼米之乡的丰足图画，在漫长的困难时世，那是极其的虚无，也是一种坚定扎实的慰藉或困扰。
——金宇澄《回望》
尾崎的二封申述书，分别作于判处死刑的之前和之后，确实已不复刚刚被捕时对信仰的受持。但即使时信仰坚定的佐尔格，面对讯问，也是有问必答。强调此点不是为了表示佐尔格还不够坚贞，而是为了说明定力再高，终有限度。
——金宇澄《回望》
关于刑讯细节，多年来我只记得父亲偶与母亲的片语只言，如：“让我坐到浴缸里……”然后就是他忽然意识到的沉默。
——金宇澄《回望》
关露于一九三二年加入“左联”，同年入党，一九三九年经王安娜介绍给刘少文见面，同年冬被派去香港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后者要她回沪到汪伪机关做策反工作，对外界不得为“汉奸”身份有所辩解，她服从了组织决定，接受任务工作到一九四一年底，然后再调去《女声》杂志社。[《潘汉年传》/尹骐]……潘汉年又叮嘱她（引注：关露）说：“千万要记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又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点点头说：“我不辩护。”……一九四三年八月，关露作为汪伪妇女界作者代表去日本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一直在该刊工作，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一九四五年十月，国民党欲以“汉奸罪”起诉她（也清楚她曾参加“左联”），组织上调她去解放区，安排在新华社范长江处工作，不久即遭遇“汉奸罪”隔离审查，就此得患精神分裂症，愈后在建设大学、华北大学任教。一九五五年受潘汉年案株连入狱，一九五七年出狱，一九六七年起被关入秦城监狱八年，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对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十个月后，关露自杀去世。父亲在一九五八年一次有关情报工作的发言（稿）中说：“关于关露同志的情况，文艺界在纪念她，情报系统也应当纪念她。”
——金宇澄《回望》
我母亲说：你爸爸从不讲自己的痛苦，总是别人的事，说一切已经过去了，不能再讲了，很多人都死了……确实如此，在我记忆里确实如此，只提别人的苦痛，他多次说到与顾高地先生重逢的沉郁心情，顾是蔡廷锴秘书，参加淞沪抗战协助潘汉年脱险的老军人，一九五五年涉“潘汉年案”狱判十年，一九七七年从青海释放归来，方知家徒四壁，妻秦慎仪、女顾圣婴、子顾握奇早于十年前自杀…八十年代某个夏日，父亲在火车上遇见一个有明显刀疤的人，一道极醒目的斑驳疤痕由耳后一直延伸到颈背，攀谈后知晓，眼前这老者即“南京大屠系”幸存者一当年遭日寇追刃及肌里，扑地昏厥，翌日从尸堆里爬出活命我母亲说，只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天寒副起西北风，我想起满目萧条的，我的青春年月……
——金宇澄《回望》
九四五年初，父亲回镇料理祖父的丧事，据某同学称，玄溟最后已经食宿无着，流落街头，幸亏腌货行一老师傅动了怜悯，把这位昔日的少东家接入仓库，在堆置腌货的地坪旁铺了稻草，容他遮风避雨，暂进两顿粥饭，但毫无办法满足其鸦片烟瘾，最后的玄，是瘾发哀号而亡的，死时オ二十五岁。
——金宇澄《回望》
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弱，它们在静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失，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
——金宇澄《回望》
本书范围止于1965年，是考虑之后景况，有太多的共同经验 书中某些细部，实也溢出了篇幅，总之，三种记忆和叙事、引文、解释不厌其烦，包括极为繁复的编排过程，让我懂得，即便再如何拓展蔓生，作为个人，总徘徊于独自的情感和视野里一一人与群的关系，人与史的碰触，仿佛一旦看清了某些细部，周遭就更是白雾浑茫…万语千言，人只归于自己，甚至看不清自己。
——金宇澄《回望》
总之，三种记忆和叙事、引文、解释不厌其烦，包括极为繁复的编排过程，让我懂得，即便是再如何拓展蔓生，作为个人，总徘徊于独自的情感和视野里——人与群的关系，人与史的碰触，仿佛一旦看清了某些细部，周遭就更是白雾浑茫⋯⋯万语千言，人祇归于自己，甚至看不清自己。⋯⋯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麼鲜亮，也那麼含糊而嬴弱，它们在静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失，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
——金宇澄《回望》
⋯⋯之后，也即我父亲运交华盖、正式被逮捕、取消所有待遇的一九五五年，祖母又随着我母亲和三个孩子搬到附近陕西南路六十三弄，住进我外公解放前购置的一幢三层洋楼。在我的童年时代，这个地段尚无热闹的地铁站，静谧无人，时会见一个推着磨刀剪小车的落魄白俄远远过来，腰杆笔直，旧西装纤尘不染，清晨常听淮海路上有轨电车经过，嗡嗡作响，再就是我牢固记忆里铜铃低音，一直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意味着附近有母马经过，中国人或白俄，牵一匹白马或灰马，慢慢慢慢走过附近街道，马脖子挂一小铜铃，听到了铃声，居民端着搪瓷碗或茶缸出门⋯⋯不久的不久，这层宁谧也就被冲破了，我外公的产业因为「公私合营」，全家也迁来这幢三开间三层的洋房居住，楼上楼下人口众多，在这样的环境里，祇记得我祖母很少说话，经常微笑，上海吃定息的资本家与反革命破落地主家庭的生活，就这样拼合在一起，其中生发的对于经验和历史的交错，应是我祖母最深刻的感受了。至一九五九年，我父母调至湖州水泥厂下放，我祖母仍像面临黎里老宅数度突变的姿态一样，继续操持这相对陌生复杂的家，她只是经常慈祥地看着我，对我非常宠爱，我每天都把不喜欢吃的菜梗拨到她的碗里，听她早晚念佛。她完全不知晓我父母的事，衹是朝夕面对老式百叶窗，蠕动嘴唇，保佑他们无病无灾，专心缝制她的冥衣、绣花寿鞋，让我如今还能清晰见到鞋底那几片七彩祥云和两朵并蒂莲花。在上海食品供应最艰难的时光里，我祖母一直忆及黎里镇她新婚期的模样——那时镇外到处桑田，到处鱼虾，即便街面上最潦倒的乞丐，也是穿丝绵袄裤，盖丝绵被子，不吃死鱼死虾⋯⋯自十七岁起，她即戒除荤腥，灶前从不试咸淡，却可以做出最美味的红烧鱼，她一直啰嗦黎里镇琐事，从不改换初心，这一幅鱼米之乡的丰足图画，在漫长的困难时世，那是极其的虚无，也是一种坚定扎实的慰藉或困扰。
——金宇澄《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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